▲ 2016年3月19日，湖北省武汉市，武钢体育公园，大量前武钢职工在助推武钢转型的招聘会上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部分求职者仍穿着武钢工作服。（视觉中国/图）
宝钢武钢两大央企正在走向双方一直拒斥的合并重组途中。回顾过去，武钢针对小钢厂的一系列重组均未成功，整个钢铁业也鲜见重组成功案例。
武钢十年来为避免被重组的命运，开始了疯狂扩张，但扩张的结果则是处处亏损。非市场化决策的恶果如今显现无遗。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武汉钢铁集团（下称“武钢”）在2016年6月26日宣布，武钢、宝钢正在筹划战略重组事宜，两家上市公司停牌。这个一年多前的传言，最终被证实。
在此十天前，武钢董事长马国强还在股东大会上否认同行间的并购重组，并称“没有太多的机会”。
虽然重组消息让外界诧异，但南方周末记者从多位武钢退休处干和一线职工口中了解到，大家对此没有一点意外。
2013年7月，50岁的马国强刚调任武钢总经理时，这个传言就已出现。不过后来武钢专门就此事进行辟谣。
马国强来自宝钢，被称为宝钢“管家”。他上任武钢总经理时，掌管武钢十年多的武钢集团董事长邓崎琳，仍是真正“拍板”的人。不过，随着邓崎琳2015年9月落马，马国强也在次月被扶正。
7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致电两家上市公司董秘办，双方态度一致，均称没有进一步信息公布。对于重组的细节，目前仍是个谜。
1958年成立的武钢，曾一度是武汉的“骄傲”，当年抢着抱住的“铁饭碗”，如今面临去产能的任务。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武钢开始裁员分流，让数万武钢人回家另谋生路。
退休的武钢工人付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儿子一直埋怨我，当初为什么让他进武钢。”当年，女人以嫁给武钢人为荣，但今天，付平在为30岁的儿子找不到媳妇发愁。
“推进洞房”“这需要给我一个做卡耐基的环境，没有的话，我要做卡耐基，还没做成，我就死了。”
2015年10月，马国强从邓崎琳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烫手山芋。2015年，武钢以亏损75.15亿元取代2014年亏损45亿的鞍钢，成为钢铁行业上市公司新的“亏损王”。而此前一年，武钢还盈利16.8亿。
整个钢铁行业都面临亏损，马国强在致全体员工公开信中哀叹，“已经看不到任何短期能够好转的迹象。”
从2013年开始，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就显现出来，新一轮“去产能”也拉开序幕。但实际上，这个词从2003年就伴随钢铁工业的发展，年年被中央提及。钢铁行业的通常做法是“上大压小”“做大做强”，去掉的产能永远赶不上新增的规模。
不过2015年有了变化。中国钢铁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达到8.04亿吨，同比下降2.3%；钢材实际消费量6.64亿吨，同比下滑5.4%，为1996年来首次下降。
2016年2月，国务院下了“死命令”，接下来五年时间压减粗钢产能1亿吨到1.5亿吨。而压减产能，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加快兼并重组。新的《钢铁产业调整政策》要求，到2025年，要形成3到5家在全球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钢铁集团。
目前，最具实力的国有钢铁企业非宝钢莫属。世界钢铁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宝钢以2015年年产粗钢3493.8万吨位列全球十大钢企第5名。但另一个数据显示，宝钢日子也并不好过——2015年宝钢旗下上市公司宝钢股份净利润仅10.13亿元，创下18年来新低，同比下降82.51%。
为达到上述超大钢铁集团的目标，宝武一旦合并，将超过河北钢铁集团成为中国最大、世界第二的钢铁集团。
不过跟国外的钢铁企业通过市场方式兼并重组不同，中国钢铁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历来都是政府“拉郎配”，2005年那一轮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浪潮如此，这一轮宝钢和武钢的合并也是如此。
“拉郎配”之后效果如何？行业内的共识是少有兼并重组的成功案例。就连宝钢董事长徐乐江去年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也说，宝钢对其他钢企的重组是“满篇苦涩”。“我们花了17年时间，才基本解决了上钢、梅钢十几万人的安置问题。人的问题解决了，文化融合也很难，目前还在破这个题。对八一钢铁、韶钢的重组中，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宝钢遇到的这些问题，其他钢铁企业同样会遇到。武钢曾经并购了鄂钢、柳钢、昆钢等，大多是各管各的那一摊事。一位处级干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柳钢和武钢只是在财务报表上合了一下，“玩一个数字游戏而已”。
徐乐江曾经在2013年的一个钢铁论坛上透露，当时中国工信部部长苗圩给他写了一封信，建议宝钢要充当中国钢铁业兼并重组的主力军，并希望徐乐江做中国的卡耐基（曾经的美国钢铁大王）。
看似一块大蛋糕，可是徐乐江婉拒了。他回信称，“这需要苗圩部长和国务院给我一个做卡耐基的环境，没有的话，我要做卡耐基，还没做成，我就死了。”
政府在鼓励，但企业没动力。
直到去年，他还通过媒体说，钢铁企业推进兼并重组的动力不足。2015年一季度全行业亏损，行业兼并重组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但还没有到最佳时点。
不过就是一年多的时间，宝钢和武钢就宣布合并，或许从时间点可以看出一二。5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召开央企“瘦身健体提质增效”会上要求，今明两年央企要率先压减10%左右的钢铁和煤炭产能。5天后，他在武钢集团考察期间，现场拍板，将武钢集团纳入钢铁行业去产能的试点。
一个月后，宝武合并消息传出。紧接着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6月26日在天津参加夏季达沃斯期间也对“宝武”重组作出回应，“武钢和宝钢重组，是基于钢铁去产能的考虑。”
被迫大裁员“当年红火的时候，两年不开工都有得吃，而如今却没活干要倒闭了？”
从武汉高铁站就可以看到，武钢的高炉冒着白烟。武钢总部占据了青山区1/4的面积，如果开车在武钢外围绕一圈要一个小时。
作为总部在武汉的大央企，整个青山区几乎70%的人都跟武钢有关，这里只要是带“钢”字的小区，住的全部是武钢人，这样的小区达到了127个。
房地产是武钢非钢产业的一部分，此外，武钢的非钢产业几乎包含了武钢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位武钢人的家里，南方周末记者发现，武钢还有自己的电视机顶盒、电视台，以及武钢人最爱喝的汽水“咸伙计”。
历史最悠久的红钢城是武钢当年最早建造的居民楼，这里分布着一幢幢四层高的红色苏式楼房，如果从天上俯瞰，这些红色楼房刚好组成了一个“喜”字。现在这个“喜”已经不存在，当地多个老街区已经被拆迁改造。
▲ 红钢城是武钢最早的职工居住地，这里许多是一家三代武钢人，饭馆门口的广告语提醒着青山人，武钢曾经是他们的铁饭碗。（南方周末记者 张霞/图）
其中，四街坊是为数不多的非红砖楼，这是一个用铁栅栏围起来的大院，里面住着的全是曾经或者现在的处干以及一些高级工程师。
在刚进大门左手边的三楼，当地居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80年代的武钢总经理黄墨滨就住在这里。去年，这里很多人搬到了新建钢花社区的别墅里，那里专门为更高级别的干部们修建了白色的别墅。
非钢产业是前任武钢董事长邓崎琳为武钢定下的发展重点。而如今，不管是钢铁主业还是非钢产业，都没有多少利润。曾经的机修厂厂长刘福一直想不通，“当年红火的时候，两年不开工都有得吃，而如今却没活干要倒闭了？”
今年年初，刚退休的武钢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经济师张平分，在退休前写了一封公开信给马国强，他在信中举例说，耐火材料公司的原经理陈家唯在1997年—2002年，盲目投资1.4亿上马九个项目，但全部失败，内部职工戏谑——九杠不开花。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2003年的时候，我们厂新领导上任，财务上只剩25块钱，一个有几亿资产的厂只剩25块钱，那是什么境地？”
他算是正常退休的一批人之一，还有一批人是属于“居家休养”的。马国强2015年6月接替邓崎琳任武钢董事长之后，就开始在武钢实行减员措施。
“女职工满45岁，男职工满55岁，全部回家，不走也得走，领导可以晚一点，职工必须走。”在老干楼的大门口，一位在职但希望匿名的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马上又要第二波减员，接下来是1964年（52岁）和1976年（40岁）的。”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裁员，武钢股份早前出台的方案是，到2016年2月底裁员6196人。根据2015年报，武钢股份共有在职员工27328人，这意味着此次裁员幅度超过两成。
一个刚刚被裁下来的高级技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所在的火车运输公司，此次裁员走了七百多人，还剩一千七百多人。照此计算，武钢集团裁人要以万计算。
马国强的目标很清楚，在今年两会期间，他说，武钢将从8万人减至3万人。
在青山区，下岗的这批人根据不同的工龄领取1500—2000多的居家补贴和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补贴。如今，这些人分别在企业、高铁站当保安，还有去做心理咨询师的。上述这位高级技师找了一家新公司管理电器。
像他这样稍微有点技术的人都被居家休养了。
疯狂扩张的代价“如果在我任上，把整个武钢的名字给抹掉了，没法交代。”
武钢如今这个局面，虽然与经济降速和行业周期有关，但更多是来源于其过去十多年的无序扩张。
从2004年12月，邓崎琳开始执掌武钢帅印，直到其2015年6月下台，十年半的时间，邓把武钢带上了一条大规模扩张的道路。他先后提出了中西南发展战略、走出去战略以及非钢产业拓展等战略，在武钢内部，称之为“第三次创业”。
前两次创业是1958年刚建厂时，兴建新中国第一个钢都。到1974年，武钢从原联邦德国、日本引进一米七轧机系统，系统升级后开始第二次创业，当年的口号是“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
一位机修厂的老厂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口号喊得响亮，大门口和厂子里到处拉着横幅，全国的冶金工厂都要向武钢学习。
邓崎琳前任武钢“一把手”刘本仁，是从1993年到2004年掌管武钢。刘本仁时代以“质量”和“工人”为标志的“基本路线”，在邓崎琳上来后，逐渐发生改变。
在邓上台前，国资委在2003年成立，第一任掌门人李荣融曾在次年提出“三三原则”（三年之内要做到行业前三名）。他曾经在多个场合不止一次对央企表态，“三年之内要做到行业前三名，否则国资委给你们找婆家”。
这句话简直是悬在各大央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各大钢企开始四处寻找优质资产兼并重组，包括宝钢并购马钢、八一钢铁、韶钢，河北将唐钢、宣钢、承钢合三为一，成立河北唐钢集团，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
在邓崎琳刚上任总经理时，武钢的钢铁产能还不到900万吨，而当时宝钢产能已达3000万吨。这样的规模不得不让他害怕。 他后来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提到，当时国资委规划局一位局长受主任委托跟他沟通过一次，向其询问宝钢和武钢能不能合并。邓崎琳口头上说，“我同意”，但同时回答“时机不对、不合适，能不能让我们双方酝酿一段时间，什么时候合适，我们以后再说”。
上述机修厂老厂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后来邓崎琳在武钢内部会议上说，“如果在我任上，把整个武钢的名字给抹掉了，没法交代。”
因此，为了不被兼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规模，“第一把火”就是重组鄂钢。作为湖北省政府的独资企业，鄂钢的效益并不好，主要生产市场竞争激烈的线材和螺纹钢等。据《经济观察报》当年引用武钢内部人士称，武钢重组鄂钢完全是湖北省政府的意思，帮助鄂钢技术改造。
但此后，鄂钢生产经营并没有好转，一路亏损。到2008年11月，孙文东进入鄂钢接任总经理，鄂钢亏损继续增加。2011年、2012年，鄂钢分别亏损5.99亿元和7.73亿元；随后两年虽然略微盈利，但很大程度上，鄂钢拖累了武钢股份的整体盈利能力。2014年下半年，鄂钢被置出武钢股份上市平台。
在当年重组鄂钢之后，武钢在2005年底，又重组了广西的柳钢，接着在半年后，又兼并了云南的昆钢。2008年，完成和柳钢的重组后，武钢的产能从900万吨升至近4000万吨。
武钢重组柳钢，是为了共同开发广西防城港项目。这个项目是刘本仁在2004年12月连续两次考察后，在调离前两天和广西政府签订的合作项目。彼时，宝钢已经确定了和广东湛江结盟。
防城港钢铁基地项目虽于2012年5月获得国家正式核准，但据《广西日报》报道，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去年和马国强会面时就说，“项目总体建设进度仍不尽如人意。”
马国强对防城港的表态是，“对武钢来说，防城港项目意义重大……武钢绝对不会放弃，只是建设的顺序和思路有所改变”。
武钢的官方微信透露了防城港项目的最新消息，6月28日，第一卷镀锌板成品已经下线，这说明，至少前面填海的那些数十亿资金多少有了一点产出。
武钢集团之所以投资广西防城港项目，一方面有广西政府对税收和就业的考虑，另一方面，武钢自身也想建立沿海生产基地。由于武钢的铁矿石对外依存度高达八成，因此国外来的矿运到海港码头后，还要辗转送到本部武汉。这样一来，单运费就比其他钢企每吨高出100块左右。
邓崎琳曾经在2012年股东大会上说，每年“丢”在长江里的物流成本高达二十多亿元。相比同样都是丢在江海里，在广西建新厂在他看来更划算。
不过有意思的是，直到邓崎琳被抓，他也没能看到防城港项目轧出来的钢。
此前，重组的鄂钢在孙文东被抓后，也深陷泥潭。柳钢也在2015年9月8日晚间，退出此前与武钢合资成立的广西钢铁集团，这段貌合神离的跨地区“姻缘”没逃得过“七年之痒”。
其“分手”的主要原因，中国联合钢铁网总编胡艳萍分析，就是利益分配不均，因为涉及不同的区域，还涉及税收分配，还有就是谁来主导、谁说了算的问题。
赔本的海外矿石生意武钢在海外的铁矿石项目多数已经停止开发或者停产。
过去十年间，武钢一方面打造中西部的铁三角，同时还将触角延伸至海外。到海外买矿，是邓崎琳如今备受批评的事。
邓崎琳曾多次说，武钢“走出去”完全是被铁矿石无序涨价逼的。2005年年初邓崎琳刚一上台，2月下旬，日本和巴西方面达成“新日铁－CVRD”价格，铁矿石价格猛涨71.5%，这让中国钢企进口一吨铁矿石要多支付近四十美元。
说涨就涨，谈判桌上中国企业并没有过多的话语权。身处内陆且以进口矿石为主的武钢难以承受高昂的成本，因此，在那时邓崎琳就已经萌生海外找矿的念头。
公开资料显示，武钢最早是在2005年成立了澳洲公司，并参股澳大利亚威拉拉铁矿合营企业。
武钢真正在海外买矿是从2008年开始，到2012年，先后通过投资入股、项目合作等方式投资了37个海外项目，其中涵盖铁矿项目15个、海外贸易和深加工项目12个、煤矿项目9个和钢铁生产项目1个，武钢对外称已锁定海外矿石资源400亿吨，成为全球铁矿石资源储量最大的钢铁制造商。
可是好景不长，数百亿的资金砸出去，但是海外项目却面临各种问题，钱也收不回来了。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公开资料梳理发现，武钢在海外的铁矿石项目多数已经停止开发或者停产。
位于加拿大的Otelnuk矿，武钢至今仍占股60%，但是在铁矿石价格下跌的行情中，目前该项目已经停止开发；巴西MMX矿2014年宣布破产；加拿大Bloomlake铁矿也已在2015年停产。据财新报道，直到去年，只有位于澳洲的威拉拉铁矿项目和利比里亚的邦矿在维持运营。
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来看，海外的路走得并不顺畅。中国重汽驻坦桑尼亚的魏俊杰，常年在海外负责开拓市场，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公司在海外往往对当地的政策了解不够全面，还要面临当地政府政策风险。
2012年，武钢在巴西一笔50亿的投资计划运作近三年后，武钢方面认为风险太高，撤销了投资计划。
▲ 2010年8月15日，来自巴西的首船1.2万吨铁精矿运抵武钢港务公司一号码头进行卸装作业，随后通过传送带运往仓库。（视觉中国/图）
其中，巴西在环保方面的审查，给武钢的巴西钢厂项目带来巨大的资金压力。《21世纪经济报道》曾引述武钢内部人士的话说，巴西比国内的环保标准高出一大截，将增加武钢的投资成本。
在当前的铁矿石价格处于低位徘徊的时候，武钢此前在海外布局的项目，即便能够正常运营，也大多是巨额亏损。
武钢曾经密集收购和参股海外矿石的项目是在2009年前后，当时的市场矿价一度高达190美元/吨。但从2012年，铁矿石价格一度下挫至88美元/吨。直到2015年，铁矿石价格更是跌出40美元/吨，而且其收购的矿山大多是只有20%品位的贫矿，与淡水河谷的矿山相比，矿石品质相对较低。
如今，海外买矿已经砸出去数百亿资金，多位接受采访的武钢老职工都对武钢海外买矿嗤之以鼻。
马国强上任后，对于武钢的发展，提出“一三五”的转型发展战略，主要推进钢铁主业、相关产业、防城港项目和“走出去”这四条战线。
不过，目前他要解决的问题还是如何带领武钢扭亏为盈。对于和宝钢的重组，因为马国强此前曾经在宝钢工作多年，在沟通方面将会比较顺畅。但两个大体量的央企合并，未来如何走，如何去产能、人事安排、文化融合等等，都是二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